一场促使大唐盛世转向衰败的政变一个大唐最美丽的女人一段帝王和绝世美人的不伦之恋一个千年揭不开的生死之谜

　　公元756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变,促使繁盛的大唐王朝由此走向衰败，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公元756年，7月14日,安禄山统领的叛乱军大举攻入长安 接到密报的唐玄宗连夜带领嫔妃以及贴身禁军仓皇出逃。第二天，逃亡队伍到达陕西境内的马嵬坡。就在这时，随行的将士突然起义反叛，当朝宰相杨国忠瞬间死于乱军之中。随后，叛乱的将士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杨国忠的姐姐—--玄宗最为宠爱的杨贵妃，这个大唐最美丽的女人。七十多岁的老皇帝李隆基，最终没有保住自己爱妃的生命，一代绝世美女香销玉殒在荒凉的马嵬坡上。

　　一年以后，那场声势浩大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大唐的皇宫内传来了此起彼伏的朝拜声，玄宗之子肃宗登上了皇位，玄宗由此退位成为太上皇。

　　就在这年的夏天，一个月光蒙胧的夜晚，几个神秘的人忽然出现在荒凉的马嵬坡上他们悄悄挖开了当年草草埋葬杨贵妃的坟墓，这些人究竟在找寻什么呢。

　　四川大学专门研究古代史的专家王炎平教授对这段历史有很详细的了解采访：王教授：当时据记载，去的人把坟墓打开以后，肌肤已坏，就是说遗体已经坏掉了，一年多了么，一年半了，因为唐玄宗回长安是757年，12月初，回到长安，已经一年半以后了，一年半以后这个遗体不存在了，只存在一个香囊，这个香囊是(贵妃)生前佩带的，那么就把这个香囊送给了玄宗。翻开史料，人们发现了关于当年神秘挖墓事件的记载，玄宗皇帝回到长安后，秘密的令宦官改葬贵妃，但是去改葬的人回来却说不见了贵妃的遗体，只带回了贵妃生前携带的香囊。

　　就在这次挖墓事件之后，长安城内传出了杨贵妃遗体失踪，杨贵妃可能没死的惊天奇闻。贵妃的遗体怎么会失踪呢，人们陷入了迷惑之中。

　　翻开史料，人们找到了当年马嵬事变，杨贵妃遇难的多数记载：玄宗本纪里记载“命力士赐贵妃自缢” ，同样在杨太真外传里有：缢死 看来多数的史料记载，贵妃确实上吊了。在当时将士叛乱的危急情况下“四军不发”“贼本尚在”。

　　这里的贼难道指的就是杨贵妃本人吗？叛乱的将士为何对杨贵妃有如此大的仇恨要将其至于死地呢？身为大唐的统治者唐玄宗为何愿意将自己最宠幸的贵妃赐死呢？人们对这些更是疑惑不解，马嵬坡上杨贵妃只有死才是最好的结束吗？

　　采访王教授：安史之乱的发生，它虽然原因复杂，但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唐玄宗后期政治走向腐败，也就是说唐玄宗的腐败政治要对安史之乱负直接责任，马嵬之变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对玄宗后期腐败政治的轻率，在对腐败政治的轻率时，杨玉环实际上是代玄宗受过片花。
  



　　众所周知，杨贵妃被誉为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绝世佳人，唐玄宗对杨贵妃极为宠爱，杨贵妃在当时的地位上相当于皇后。公元745年8月，本是身为唐玄宗儿媳妇的杨玉环被正式册封为杨贵妃，从此和唐玄宗上演了一段轰轰烈烈的不伦之恋。

　　杨贵妃的美貌无疑是绝世罕有的， 但是，就是那个深爱着杨贵妃的唐玄宗，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不能在危急关头保住爱妃的生命。

　　采访王教授：高力士劝唐玄宗，他讲现在的情况是杨国忠已经死了，贵妃在，诛杀杨国忠的将士心里不安，将士心里不安，陛下就不安，将士安，陛下就安，高力士以一种委婉的口吻，交代了问题的实质，就是说唐玄宗不能留下杨玉环，留下杨玉环，就有可能会对唐玄宗的安全发生影响。

　　七十多岁的唐玄宗无可奈何之下，将杨贵妃赐死以留全尸。根据新旧唐书里的记载，在当时情势危急的马嵬坡上，杨贵妃主动同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杨贵妃在死之前请求去驿站旁边的佛堂祭拜，于是随后被缢死于佛堂。贵妃死后用紫褥裹盖草草的埋葬在佛堂旁边的土坡上，从此这个绝世佳人，孤零零的躺在荒凉的马嵬坡上。

　　按照这样的推论，当年情势危急的马嵬坡上，杨贵妃应该是上吊死了。但是两年后改葬的人为何没有找到她的遗体呢。

　　民间为何传出杨贵妃可能遗体失踪，贵妃可能没死的惊天奇闻呢。

　　关于那段神秘的挖墓事件，人们在查找史料的时候发现了新旧唐书两种不同的记载。在旧唐书里说：肌肤已坏，而香囊犹 在。而新唐书里却只有：香囊犹在。也就是说只有香囊，而不见了贵妃的遗体。

　　新旧唐书的记载为何有这样的 差异呢，难道会是编写人的失误，疏忽了“肌肤已坏”的记载。倘若按旧唐书的说法，肌肤已坏，仍然是可以改葬的，为何去改葬的宦官只带回了贵妃携带的香囊呢。

　　人们又怀疑贵妃的遗体是否被盗墓的人，盗走了呢？但是这样的说法，似乎很难以成立，在当时危急的时刻下，民间的人是不会很快得知杨贵妃埋葬的地方，而且遗体只是草草的埋葬，没有任何的陪葬品。倘若是盗墓分子所为，就不会留下杨贵妃身上所携带的香囊。

　　那么新旧唐书哪一个记载才是最准确的呢？旧唐书是唐朝时就记载的，而新唐书是宋朝人根据旧唐书编写的，按常理说应该是旧唐书尤为可信，但是如果是这样，新唐书里也不应该将“肌肤已坏“如此重要的记载删掉。这样的疏漏不得不让后世的人们产生疑惑。唐玄宗改葬杨贵妃的愿望确实也没有实现，这似乎又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人民大学历史系刘厚滨教授对这段歧义的记载有这样的看法。

　　采访刘教授：从唐明皇本人的角度来看，他是要对外宣布贵妃确实死了，因为她不得不死，可是这就给人一个空间说她可能没死，只不过是玄宗的一个借口而已，这两段记载的关键是在这里，那么宋朝人在写新唐书的时候，觉得搞不清楚，干脆就是说，也不说有没有尸体了，就说香囊犹在就行了，就把这个事情给回避掉了。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已经不复存在，人们无法预想马嵬坡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 杨贵妃真的遇难还是被执行的高力士手下留情呢，这个问题也只有当年的高力士和随行的侍女清楚了。

　　采访刘教授：就是一般的记载是陈玄礼免胄失甲，把所有的行头脱下后礼拜，就没有走进去看，就是想像，因为一般的理解皇帝和皇妃一般人是不能亲近的，遗体也是不能亲近的，你一个禁军的首领，那么看了看，抬了个尸体，盖了个白布，那好像就是了，这也留下一个疑案，一般讲，高力士是否会受玄宗的暗示，留有一手，或是高力士本来就跟贵妃关系很好，下不了毒手，勒了后断了气，抬进来又可能活了等等这些话题。

　　倘若叛乱的将士没有在杨贵妃死后去检验杨贵妃的遗体，那是否预示一千多年前的马嵬坡上真的会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出现呢。那件神秘的挖墓事件所产生的疑惑一直困扰着人们，贵妃的遗体为何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呢，倘若她的肌肤已坏，去的宦官为何不改葬她呢，却只带回了她生前佩带的香囊。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法门寺博物馆内，见到了那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香囊。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这个有着金银色的小香囊依然完好无损，它就是杨贵妃死后留下来的香囊吗？

　　这种香囊在古代称做“香球”，唐代时专为贵妇人携带，大的可以挂在床头进行熏香，小的就随身携带。采访：宋馆长：这两件香囊，最大的直径是12。8厘米。小的一个是5。4厘米，它的原理就是在香囊里面有两个持平环，持平环上套一个钵盂，无论怎样转动，这个钵盂始终与地面保持平行，而里面的香料和藿香始终不会撒在外面，这种原理就和近代用于航海航空上的陀螺仪原理是相似的在香囊里有两个持平环，里面有一个小的钵盂，无论怎样转动，这个钵盂始终与地面保持平行，里面的香料始终不会洒落出来。

　　采访宋馆长：所以从法门寺出土的这个香囊还可以看到，当时唐玄宗要改葬杨贵妃时发现的香囊，不是当时的一种丝织品，而是一种金属制品，也就是和法门寺发现的香囊应该是一样的史料记载，体态丰满的杨贵妃身上总会发出持续不断的香味，正是因为贵妃身上携带了如此巧妙的香囊。

　　一千多年后的这个香囊的出现，也使人们相信那次秘密的改葬，宦官带回了香囊给唐玄宗，日夜思念杨贵妃的玄宗只能对着佳人留下的遗物哀叹。

　　今天的马嵬坡依旧苍凉，历史永远无法抹去贵妃的悲惨遭遇，这里的一花一草见证了一千多年前那段令人费解的历史。传说，杨贵妃死后，唐玄宗日夜思念杨贵妃，时常在一棵槐树下哀悼，这棵古树后来被称做“太上槐”，它见证了佳人消失后唐玄宗对贵妃的无限思念之情。

　　一千多年后，旧时的杨贵妃被埋葬的地方只有一个简陋的石碑，文革时这个墓碑也遭到了破坏。而今在马嵬镇上，重新修葺的杨贵妃墓馆，里面不仅有贵妃的墓，还有贵妃的塑像，供游人瞻仰。

　　一千多年前，唐朝的宦官挖开的就是这个墓，只不过这个贵妃墓完全与昔日的墓不同了，但是它依然还是一个衣冠冢，没有了贵妃的遗体，伴随着一千多年前那个难以解答的迷雾永久的存留在这里。

　　现今修葺的墓有三米高，外形用青砖包砌的严严实实，自然原始的贵妃墓不可能有这样包砌的青砖。关于这个在当地还有一个美好的传说。

　　采访宋馆长：在我们当地有一个姑娘，长的奇丑无比，她心想为何贵妃长的那么漂亮，把我长的那么丑，她在贵妃坟上哭了一夜，脸上沾上了贵妃坟上的白土，结果第二天她回家一看，脸上的斑点全都不见了，这个美容的作用顿时传遍了四周，来的人都会抓一点贵妃土，后来为了保护坟土，就用青砖砌了起来。

　　在今日杨贵妃墓馆的碑文上，依然记载着“墓上生白土”这样的字，这个美好的传说故事也随着这座墓而传流到现在。每当阳春三月的时候，贵妃墓馆里鲜花盛开，无数的游人相继踏来，在这位传奇的绝世美人墓前悼念。在墓馆里肃立着高达二十米的贵妃塑像，依然显示出了一代美人的风姿绰约，连同留在她身上的迷题让人留恋忘返。

　　人们不禁发问贵妃究竟死在马嵬坡吗？她的遗体究竟去了哪里呢？而在马嵬镇，关于贵妃的遇难，这里流传着很多的诗文 也有传说贵妃没有死，在上吊之后，贵妃又复活了，被高力士和随行的侍女救了。

　　早已物事人非的马嵬坡上，已经看不到佳人逝去时的悲凉，留给后人的是无陷的疑惑。就在这个疑惑无法解答的情况下，四川都江堰市的红梅村，传出了千年古墓的奇闻。

　　字幕：四川都江堰市红梅村红梅村是座落于四川天国山脚下的小村子，传说这个村子因为后山脚的一座千年古墓而充满了神秘色彩，村子里祖祖辈辈流传着这是一座杨贵妃墓的说法。据村民讲，早年在这里的墓碑上刻着杨字，却没有名讳，这个有千年历史的墓是一个暗墓，村里人世代流传着这是一座贵妃墓。

　　而今，那块墓碑在文革时期已经不存在了，这块墓地也被种上了小麦，只有一块破陋的祭台青砖还留在这里。

　　采访(红梅村村长---李俊昌)：贵妃的墓地就是面对青山，后对营山，所谓面对青山就是我们青城山的最高峰---京边崖，后面就是我们所称的一巴码，我们当地叫做流沙坡1997年，市里和红梅村联合对该墓实行挖掘，如今的墓地已经被被夷为平地，只有一个破落不堪的圆形青砖露在外面。

　　采访(红梅村村长---李俊昌)：97年挖到这个地方以后，大约有1米5左右，发现有个棺材，只有底，四方，就是没有面，棺材里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位置，再往里走，挖1米左右，就是与棺材平面， 那个棺材的长度大约有1米7，再往里走就发现了一个梯字型的木材，也就是这样，梯子型的木炭，有4公分左右，大概就是一米多长，我们怀疑这个墓在里面很深，我们就没有再进行挖掘了按当时的挖掘人员讲挖出的瘦小棺木长仅1。7米，宽仅45 厘米，无疑是装女人的棺木但是当年的墓碑和挖掘的情况，都已经不存在了，仅凭村里的流传实在无法这是贵妃墓的说法。

　　天国山古墓可能会是杨贵妃墓吗，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墓地主人的记载呢？当时参与挖掘的都江堰市文物局局长说了这个墓的情况：

　　采访(都江堰市文物局局长----范拓宇)：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字材料，也没有这个墓可能早期也被盗过了，没有任何的殉葬品没有发现任何的殉葬品，所以说墓主人的身份很难判断，但是从墓葬的型子和石材加工，这个墓葬的时代，大概不会超过明代专家的分析与村民流传的传说有很大的距离，我们似乎无法把天国山的千年古墓贵妃真正联系在一起，那位倾国倾城的杨贵妃这样无声无息地的从历史中消失了。更多地人们希望那个传说地内容是真的，他们希望那个拥有着绝世美貌的贵妃从那场浩劫中幸免于难。

　　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爆发，一代绝世美人杨贵妃香消玉陨在马嵬坡上，两年后，挖开的贵妃墓中却找不到贵妃的遗体，杨贵妃可能会在马嵬坡死而复生吗？如果这位绝世美人真的幸免于难，她最终又去向何方呢？

　　2002年，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正式声明她是杨贵妃的后裔。这个大洋彼岸传来的消息迅速在中国爆炸开来，人们感到无比的震惊，杨贵妃的后人怎么可能跑到日本去呢？当年的贵妃莫非真的逃离了大唐转道东瀛了么？

　　其实，翻开史料，有关杨贵妃东渡日本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二十年代，著名“红学家”俞平泊先生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质疑等文章中指出，杨贵妃可能并没有死在马嵬坡，而是去了日本定居。

　　文章指出，在日本不仅有杨贵妃的坟墓，还有杨贵妃的塑像。而且，现今的日本沿海边有一个叫做“久津”的村子，以“杨贵妃之乡”而闻名这里的人们相信一个久远的传说，当年杨贵妃在马嵬坡兵变的形势逼迫下，一名侍女代替她去死了，杨贵妃在遣唐使的帮助下，乘船离开了大唐，经过漫长的时日漂泊至一个村子，就是今日的日本山口县久津。山口百惠就是山口家族的一员，看来她声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裔不是空穴来风的。

　　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中，南宫博的《杨贵妃外传》和渡边龙策的《杨贵妃复活秘史》中，都有这样的描述，他们推断杨贵妃确实没死而逃到了日本。

　　日本世代流传的这些传说实在出乎国人的意料，而且所有传说都有根有据，一个中国的贵妃竟然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有她的坟墓和塑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难道杨贵妃真是逃去了日本？

　　著名比较文学专家严绍焘教授从事研究比较文学二十多年，对日本的文化有很多的了解，对于贵妃在日本受到的推崇，严绍砀教授作出了这样的解释。采访：严教授：我想这个最早的起源呢，是跟白居易的长恨歌是有关系的，白居易在记述杨贵妃本事的时候呢，他有著名的长恨歌，这样一首长诗，那么在长诗 的后半部分呢，他表述了对杨贵妃的一种想像，说杨贵妃虽然是她在事变中间人已经死了，但是她的灵魂还是活着的，她的灵魂飘摇到神仙山上，后来呢她和唐明皇所派去的道士在神仙上相遇了

　　而众所周知，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历史上描写杨贵妃和唐玄宗爱情的最为著名的传世名作。人们分析长恨歌里写到的诗句，“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其中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人们仔细的分析这段诗文，其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就是描写了马嵬坡上找不到杨贵妃的遗体了。而此后唐玄宗派一个道士去找寻杨贵妃，结果“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没有找到，最后道士在仙山上找到了贵妃，而太真恰恰是贵妃出家时的法号。这一系列相似之处让人们充满了想像，由于是浪漫风格的诗文，倘若道士真的在仙山上找到了贵妃，这里的仙山究竟指的是哪里，世界上存在这样的的地吗？，人们陷入了沉思之中。

　　长恨歌里写到的称蓬莱的仙山又在哪里呢采访：严教授：关于蓬莱山呢，在中日文化史上，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因为呢，在日本的，文学的创作的概念中，他们常常把蓬莱山本身就指为日本本所，因为我们都知道，蓬莱山是中国道教所构思的神仙生活的在大海中的一种神山，但是在日本的文学中呢，常常把蓬莱山作为日本本身，加以演化的，所以这个能剧呢，他多少暗示了杨贵妃在安禄山事变之后，她其实没有死，她可能到达了日本但是在和中国的史料中并没有记载“蓬莱山就是日本”的说法，人们还是陷入了迷惑之中。

　　采访严教授：大约在14世纪的后期和15世纪的初期，日本的能开始逐渐的发达起来，能是日本的一种古典戏剧，那么能是以许许多多的生活作为它的题材，其中有一部能是专门以中国的题材作为它的题材来进行创作，那么在文学史上，它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唐氏能，以唐来代替中国，以唐氏能创作的剧本呢，大概有十几种，其中呢有一个剧本，就叫做杨贵妃，那么这个能氏剧的杨贵妃，它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讲了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之后，她到了蓬莱山上，那么那跟白居易的长恨歌有所不同，白居易的长恨歌说杨贵妃，人是死了灵魂到了神仙山上，但是这个能氏剧的杨贵妃呢，它说杨贵妃没有死，杨贵妃到了蓬莱山，在蓬莱山上，她又和唐明皇派来的道士互相见面了，那么基本的情节，还是演绎了长恨歌的构思，但是其中它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就是杨贵妃并没有死，就在这个蓬莱山

　　随着白居易文学在日本的流传，杨贵妃在11世纪的日本就已经家喻户晓，杨贵妃逃亡日本的说法也是那时才传入中国的。11世纪时，日本的著名作家紫式部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写了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小说《源氏物语》紫式部是日本的宫廷女官，主要为宫廷内的贵夫人们讲述汉学，《源氏物语》就是描述了宫廷内女人的明争暗斗，而源氏的命运与中国的杨贵妃有很相似之处

　　采访严教授：那么这部小说作家在构思的时候呢，她在开宗名义的第一卷，叫做腾壶，腾壶的这一卷呢，现在研究源氏物语的中国的日本的，大部分学者，都已经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腾壶这一卷，是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作为基本的构思来展开她的小说的脉络的片花

　　传说杨贵妃到达日本后，受到日本孝谦皇后的重用，杨贵妃居住的日本宫廷就像是唐朝的建筑模式，最终她由于思念唐玄宗郁郁寡欢，死在日本。这些传说和前面的逃亡联系起来似乎都是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些传说仅仅是传说，没有确凿的证据去证实。

　　更为传奇是，根据长恨歌中描述，唐玄宗因为思念杨贵妃，命一名道士招魂，结果道士在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并且带回了杨贵妃给唐玄宗的信物----发簪。以近弥留之日的唐玄宗时常拿着道士带回的信物，哎情嘘叹，让人看了不免心生悲哀。

　　倘若道士真是在日本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按当时的原始条件，杨贵妃有可能逃到日本去吗？采访：而到了2004年，中国歌剧舞学院和日本的这个演员合作，在北京天坛剧场，演出了一幕一个大型的歌舞剧，就叫做杨贵妃，那么在这个杨贵妃的戏中呢，它明确的表示在安史之乱马嵬事变中，杨贵妃并没有死，杨贵妃当年呢由一个日本的留学生，帮助她从事变中脱逃，而有一个日本女留学生顶替杨贵妃在马嵬坡被杀了，杨贵妃又度过东海到了日本

　　在南宫博的《杨贵妃外传》和渡边龙策的《杨贵妃复活秘史》中，都是这样的描述，说杨贵妃是被人代替而死，或是她上吊后又恢复了元气，最后在遣唐使的帮助下，才到达了日本。倘若杨贵妃是被别人代替而死，那下葬的人又究竟是谁，史料明确记载，贵妃死后用紫色被褥将其草草埋葬，难道埋葬的是一个顶替她而死的人。

　　这些推断似乎在情理之中，但是就算有人代替贵妃去死，在唐朝海上交通好不发达的情况下，杨贵妃如何能顺利的逃到日本呢现今的人对当时的条件下如何飘洋过海是丝毫都不能想像的。

　　而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史料中最翔实的航海记载就是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他前后历经11年，经历了5次的失败，屡遭磨难，才终于到达日本。可想而知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杨贵妃想要逃到日本究竟有多大可能性呢？

　　采访刘教授(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唐朝时候，中日之间的交往，非常频繁，据记载，包括非正式的有十六七次甚至十八九次的遣唐使，至少能够落实的也有十五次，在唐朝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那么经常有日本人来，来得规模最大的盛唐时候的使团达到五百多人，将近六百人，最多一次五百九十多人，是很大的一个规模，一般它来的船，一般是三艘四艘船，所以一般的船里载的能达到一百多人的规模，所以那个时候是日本的造船在唐朝也比较发达，当然，唐朝的官船可能比他们还要发达，因为在广州有驶舶使，就是对阿拉伯世界整个贸易，大量的中国瓷器出去，那个船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航海技术，从造船技术，从船的本身的交往的规模应该(杨贵妃出逃日本)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唐朝时日本遣唐使船图，唐朝有记载的十多次遣唐都是乘坐这样的船来往于大唐和日本之间。日本古称倭国。在唐代时才改称“日本”，据史料记载，这样的遣唐船可载一百多人，

　　日本遣唐使人员会在日本博多集中起来出发，到达唐朝的明洲扬州和苏州就可以到达大唐的首都长安。日本有十几次的遣唐经历，最多的遣唐人员有五百多人，分三四艘船。

　　就算这样的遣唐使船能到达日本，在兵荒马乱的大唐杨贵妃可以在哪个港口登船呢。据中国古代交通史记载，当时唐玄宗逃到了四川，随后还有逃走的留学生，遣唐使等，杨贵妃一定会选择相反的方向，可能到了武汉，经长江下流，有三条路线，一个是扬州，一个苏洲和明洲，可能在此三个地方登船，最后经历数日到达日本的“山口久津”杨贵妃到达日本的村子就是日本的山口久津县，后来以杨贵妃之乡而闻名。

　　

　　

　　  


来源: 新华网

中国被清朝整整耽误了300年——中华文明从清朝开始衰落

文/周舆



    有人论及中国文明的衰落自乾隆始，而且还把乾隆说成是“千古第一罪人”。我觉得这不过是故做惊人之语罢了。事实不是那么简单！



    一个人左右不了历史大势，确切地说，乾隆朝只是清朝衰落的开始，而不是中国文明衰落的开始。中华文明的衰落从清朝建立起就开始了，那是1644年。清朝统治者从那时就割断了中国与世界主体文明的交流互动，直到1840年才被重新打开国门，直到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民主才得以复兴，直到在抗日的战火中西南联大开始培育中华民族的科学与文化并开始有所创见。这样算来，清朝整整耽误了中国300年！

   

    研究中国文明是不是衰落，何时衰落，衰落的原因以及复兴的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事实上我自己曾用一本书的篇幅在研究这一问题。但为了不给大家带来阅读上的麻烦，在此文中，我只简断截说，而把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放在注释里。



    在此，我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世界文明为什么会被游牧民族不断进犯？二是游牧民族对中国的进犯造成了什么后果？三是中国文明是不是自清朝开始衰落了？



    一、为什么文明世界会遭遇游牧民族的不断侵犯？

   

    一部世界文明发展史是文明之间、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史，哪个文明稍一迟疑，必然落后，甚至灭亡。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衰都难逃这一命运。



    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三大文明区域和三大游牧区域。三大文明区域是：中东文明[1]、中国文明[2]、欧洲文明[3]，而三大游牧地域是欧洲森林地带的印欧民族[4]、阿拉伯沙漠的闪米特游牧民族[5]、中北亚大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以及通古斯渔猎民族[6]。



    这六大板块，此消彼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造就了世界文明的主体格局及发展脉络。直至近代西方文明彻底战胜游牧民族之前，世界五千年文明史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三大文明区域与三大游牧区域的角逐史[7]。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长达3500年（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18世纪），此后仅仅是文明之间的较量了。



    文明区域创造了丰富的人口、物质资源，这是游牧民族始终缺少并觊觎的。事实上，这也成为他们进犯文明区域最重要的驱动力。



    印欧游牧民族和中北亚大草原的游牧渔猎民族，对文明世界冲击主要是对亚洲、和欧洲文明的进犯，最主要的有三次。（闪米特、阿拉伯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本文暂不涉及。）

    1、第一次：是公元前18世纪印欧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8]。

    2、第二次：是公元4、5世纪匈奴人、印欧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9]。

    3、第三次：是公元13世纪蒙古对世界文明的进犯[10]。

   

    游牧民族需要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他们从少年时代在周期性的迁徙、放牧活动中，就学会了周密计划、准确实施，并有严格的纪律。游牧生活方式把游牧民训练得能征善掠、组织严密、治理有方，因此他们是天生的战士。而游牧民只要被一个有力的领袖组织起来，那么游牧民团体就是天然的军队。游牧民族的妇女可以象男人一样照料生活的一切，她们可以让男人们腾出手来专事剽掠。

    与人们的想象不一样，游牧生活尽管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但它离不开农业，它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必须存在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和商业点，可以为他们提供所必须的粮食、铁器等用品。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繁华景象对于他们并不陌生，而且随时会激起他们的贪欲。游牧民在能够交换的时候就进行交易，当他们饥寒交迫之时就会劫掠，这与当年希腊商人其实也会随时会成为海盗是一个样道理。事实上，游牧民族始终是文明世界的窥伺者，一旦发现文明世界变得软弱或混乱，他们必然立即进犯。这也是几千年来，游牧民族无休止侵略文明世界的根本原因。而且，游牧骑兵的巨大冲击力在热兵器时代到来之前始终是令农业民族生畏的，这也是他们制胜的主要法宝。


   被游牧民族侵犯，是每个文明的宿命，都逃不掉的。这几次侵犯中国都赶上了，跟世界踩着一个节奏。



    二、游牧民族的侵犯对中国造成了什么影响？



    这三次世界性的游牧民族进犯潮流，中国都赶上了，但影响都不很大。（限于篇幅，本文只说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次进犯，即公元前18世纪那次，华夏民族本身还在形成之中，而夏族本身也出自西羌，商族则出自东夷（但周舆博客怀疑商人也来自西方，至少其文明特征很象是西方传来的）。在这次侵犯中，华夏族受到的冲击不大，甚至还从中得到某些好处。因为当时华夏族的文明程度也不高，而此时华夏文明却获得了“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十三章）。中科院的易华也认为，东西方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而且也为东亚引入羊、黄牛、马和青铜技术。事实上，这条“青铜之路”就是中国商周时代游牧民族的主要侵犯路线。中国上古时代的许多文明因素很有可能是由西亚输入的。

    第二次进犯，西罗马帝国灭亡了，野蛮人建立了新的王国；印度文明遭到匈奴人的严重摧残；中国北方被“五胡”蹂躏；但东罗马帝国和中国南方保住了。中国尽管北方尽落胡尘，但华夏文明的正脉却转移到了南方，而且得到很好保存；中国北方经过三百年的混乱也终于“民族融合”，胡人被汉化，并最终统一了南方。因此没有人不承认继之而来的隋、唐、五代、宋还是华夏文明。

    第三次进犯，是蒙古人的进犯，华夏第一次遭遇全境沦陷。但由于蒙古人看不起汉人，很难与汉族“融合”。现在看来，这到是中国文明的一件幸事，因为没有这种“融合”，汉族可以充分保留自己的传统。而且由于蒙古人不愿意“融合”而继续歧视汉人，汉人终于起而反抗，把蒙古人赶了出去！而且蒙古人耽误的时间并不多，明朝很快就追上了世界发展水平，甚至在很多方面还保持领先地位。



    应该说，中国虽然遭遇了三次进犯，但都挺过去了，而且继续与世界保持同步发展。但就在这时，中国却遭遇了第四次进犯：即公元17世纪满人对中国的进犯。



    这次进犯来得奇怪，也很糟糕。因为那时西方文明已经崛起，他们已经彻底终结了游牧民族入侵文明世界的历史，并把历史的主动权拿到了自己手中，开始书写西方文明进攻游牧民族以及所有落后文明的新篇章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把大半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横绝四海以至于到了中国；英国和法国人移居北美，英国开始把软弱的印度文明变成英国王冠上的明珠；欧洲文明中最落后野蛮的一支——俄罗斯，也乘着中北亚游牧民族势微之际，全力向东开进，把过去中北亚游牧民族故壤几乎全部鲸吞。

    而中国，在这个时刻还没有遭遇西方人的严重挑战，却遭受了一次落后民族的侵犯，这一次侵犯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三、为什么说满人建立的统治是中国文明衰落的开始？



    现在很少人知道并相信，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满人入主中原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耽误中国整整300年。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首先，我们先看明朝的精神文明：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1、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3、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而这个道理，在400多年后，治国者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小岗村的那些冒着杀头危险私搞“承包”的农民！

  

    其次，我们再看看明朝的科学技术：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 ，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总之，明末华夏文明处于进入人类文明更高级阶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虽然因为饥荒西北起了民变，但以明朝的实力是完全可以镇压下去的。而事实上，民变之起也跟由于平定满人而增加税收有关。增加税收，江南尚不觉得吃力，而西北却承受不了。假如满人不在关外闹事，一是西北民变未必会起，二是明朝也可倾力镇压，而左支右绌而致流寇坐大。

    中国自宋以来，北宋、南宋、明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亡于内，而是亡于外。假如，没有被少数民族灭亡，华夏文明成果都将会得到进一步积淀，也许会创造更加灿烂的前景。但这一切却被女真、蒙古和满人这些敌人毁掉了！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这多么像今天西方的景况呀。 [11]

　　上面说的是明朝，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华夏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看看清朝精神文明：
　　满人通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几乎把所有崇尚气节、不甘异族统治的知识分子屠杀殆尽。通过大屠杀政策，满族人还第一次彻底灭绝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和发饰，华夏民族脑袋后面晃荡的那根猪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华夏民族身上最耻辱的烙印，华夏民族曾经不曾丢失过的自信骄傲以及民族意识都荡然无存。鲁迅所极力批判的国民劣根性，难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吗？高贵的华夏民族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残喘。

    在清初几代皇帝厉行的文字狱下，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终极关怀，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国大地上灭绝了，荒谬的金石学，鱼虫学冒了出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体，而被博物馆化，钻研满清认可的那些所谓经典和埃及学家在大英博物馆里翻阅埃及文献没有两样，而且还有个很接近的名字——汉学。汉人的学问已成故纸，这意味着汉族真的成为一个考古意义上的名词，或者说清朝的汉人已经不是汉人，

    清朝统治者，还通过修纂《四库全书》，焚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


　　其次，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物质文明：

    农业方面，明末崇祯时有田783万顷，到乾隆31年（1766）才恢复到741万顷，可见清朝过了一百多年才恢复到明末的生产规模。而最高的记录是嘉庆17年的791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7、8万顷。

    清朝最大的功绩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间已近四亿，是明末数倍！但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吗？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

    中国一直都出产大麻、鸦片等作物，并且是鸦片出口国，可到了满清时才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而且中国还成为最大的鸦片输入国呢。生理繁殖活动的异常活跃和对麻醉品的大量需求，显然反映出文化思想活动的贫乏和压抑。

    清代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达到过明末的水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



    第三，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来才重新恢复。林则徐广东禁烟期，民间有人献上所谓威力极大的火炮，其实仅仅是明代最普通的军事装备。明代中国的海军极其为强大，战船都配备当时最强大的火炮，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竟然好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战船，而不得不惊叹“船坚炮利”。直到现在，每一本关于近代的历史书上都会写着，“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不知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船和炮一点也不逊色西方！



    第四，我们再看看清朝的对外交往：

    为了防止汉族得到当时在台湾的郑氏政权和日本、韩国等华夏附属文明的帮助，满清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被辟为无人地带，不仅阻碍了中国贸易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脱轨，中国从1644年至1840年200年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12]



    总之，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文明出现了严重倒退，与西方文明的差距愈来愈大，等到鸦片战争爆发时，在英国人眼里我们已经属于类似印第安人那样的半开化民族了。



    事实上，清朝与“五胡乱华”一样，都使中国文明衰退。但清朝更糟，因为“五胡”最终接受了中华文明，而且彻底汉化，而清朝却使中国“胡化”！而且更致命的是，在南北朝时代还没有西方这样一个强势文明存在，世界的联系也没有如此紧密，中华文明大有转圜的余地，也有复兴的时间。事实上，中国文明本来就远离世界文明中心，我们进入青铜和铁器时代，都比文明中心晚上一二千年。但到了清末却不一样了，清朝使我们停下脚步，慢上这一步，结果步步慢。小日本就是因为国民性比我们好，更加开放，因而先行了一步，结果从1894年以来骑在我们头上整整半个世纪。假如中国一直有明朝那样的活力，华夏文明应该在1840以前就会融到世界文明之中，哪里会遭遇鸦片战争那样的耻辱？又岂容小日本猖狂？我们应该明白，明清两代华夏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更应该明白清朝的统治本不是华夏文明的正常发展轨迹，满人灭绝中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历代征服者，都没有象满人那么狠！他们让汉族易服，事实上是彻底打破我们的羞耻心和民族记忆。一提起华夏文化，就应该想到峨冠博带、宽袍大袖，这才是华夏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最重要的外在特征。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促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服饰的灭绝、道德的沦丧、礼仪的混沌，如此漠然、麻木甚至拍手称快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许多人对恢复汉服还不以为然呢？ 日本、韩国都比我们更现代，但人家却为什么还有自己的“民族”衣冠？还无比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事实上，他们的衣冠和文化传统难道不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吗？过去我们的耻辱就够多了，但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继续制造新的耻辱，韩国端午节申遗成功难道不是我们新的耻辱吗？
　　  
　  固然清朝早期的几个统治者，似乎都比汉族皇帝尚武，因此把中国的版图扩大了。但从文明进步的角度讲，中国还是停滞落后了。这绝对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落后与保守所致，加之他们是异族而对汉族刻意防范。



    今天，振兴中华民族，还是有时间的。一是最强大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侵略成性，人家也不是靠侵略过活，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得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题”的根本原因。二是世界联系太紧密，除了核心技术，一般的“新生事物”都能很快学来。连朝鲜那样的国家都能进行核爆，任何开放开明的国度要想现代化岂能没有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想发展，既有机会，又有时间，就看统治者的意愿了！



    制约一个民族发展的是什么呢？不是外部的，而是内在的，即我们必须创造出这样一种社会：人民具有高度的自信、活力与创造力。

但凭现在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说行吗？

    我现在到希望中国还存在民族危机，也许那样，我们这个民族可以稍许振作！



注释：

[1]中东文明

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阿拉伯文化圈。这一文明的最早奠基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建立的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人建立的古埃及文明，后来不断扩大和延伸。这一文明经历了亚述、波斯、希腊-马其顿、罗马、阿拉伯、突厥等民族的征服和改造，最终凝造成为今天的阿拉伯文明。



[2] 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在古代文明中是唯一连续不断的文明。西方认可的起源是商，而中国人似乎更愿意追溯到龙山文化时期，甚至更早。中国文明其实也经过数次很大的扰乱。如“五胡乱华”、辽金对中国北方的统治、蒙古、满人对全中国的统治。事实上，中国文明在汉代已经达到成熟，此后发生了巨大变异。而我所做的研究，就是要探索这一变异是喜是忧？在中国文明的边缘，存在着朝鲜、越南和日本在中国文明影响下而产生的三个“边缘文明”，而它们具有更单纯的血缘。



[3]欧洲文明

欧洲文明最早的起源是地中海上的克里特文明，此后历经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西欧文明，直至今天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原英联邦国家。



[4] 印欧民族

是目前全世界的主流民族，据说起源于里海周围的群山中，最新的一项研究又称他们起源于小亚细亚土耳其境内。印欧人往西前进，成为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创造人，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传承者，印欧人往南前进成为伊朗和南亚大陆的主人，也称雅利安人，消灭了古印度人而成为古印度文明继承发展的载体，印欧人往北前进，是成为现代文明主要民族泛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从公元1500年主宰着世界的进步潮流，只有往中国方向（往东方向）前进的印欧人，没有什么大起色，成为“吐火罗”人（即中国史书上的月氏人），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配角。印欧人对古代文明发起的第一次冲击，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赫梯人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对此，圣经也有记载。他们的铁器让他们感受到了征服者的快乐。  印欧人语系十分庞大，有日耳曼语族：包括德语，英语等；有拉丁语族：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有斯拉夫语族：包括俄语等等；有雅利安语族：包括印度和中亚，南亚各语言。可以这样说，印欧人是当今世界最主流的大民族系和文明者，但他们的过去曾经是野蛮凶狠的游牧民族，曾经依靠马和铁器进行过疯狂的侵略和掠夺。



[5] 闪米特游牧民族

起源于阿拉伯沙漠，也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是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的共同祖先，最初都是敬奉沙漠之神。闪族人对苏美人创造的古老文明发起了第一次冲击，取而代之，也成为两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汉谟拉比大帝和他的法典，伟大的亚述帝国，古巴比伦人的科学院等等，闪族人同时也是贸易的创造者。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前者是后者的老师，很象当今的英国和美国，前者创造了字母，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后者则创造了商业活动的典范，还记得两次布匿战争吗？这就是迦太基与罗马的战争，它拉开了伟大罗马帝国的序幕！ 最值得一提的是闪米特人留给世界的宗教，上帝和安拉都是他们创造的，希伯来人是世界上第一个信奉唯一神的民族，他们的“摩西”创造了犹太教，后来的拿撒勤人耶酥成为救世称弥赛亚，创立了基督教，希伯来人的上帝成为全世界的上帝，更令人惊奇的是，伟大的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又成为另一闪米特人（阿拉伯人）的“摩西”，他创立的唯一神“安拉”和伊斯兰教威力巨大。从此，人类的历史就充满了宗教斗争的历史，伊斯兰席卷欧亚大陆，十字军东征，演义出无穷无尽的故事，至今，仍然是文明冲突的根源。



[6] 中北亚大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以及通古斯渔猎民族

    这些人是在欧亚大草原东部的游牧民族，同样的，“马和铁器”给了他们扫荡古老文明的动力，然而他们的命运则与前面两种人完全不同，他们的对手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古老文明。我们的祖先们面对强悍的游牧野蛮人，演出了一幕幕“黄祸西引”的精彩故事。让我们从匈奴人看起吧！
     匈奴人从先秦时代就开始形成，到了秦始皇，有蒙括抗匈和修建万里长城的故事，到了汉武帝有一系列伟大的抗匈故事，卫青、霍去病、李陵等等，到了东汉时期，进入公元89年，世界历史为之改变，有一个在历史上名声很不好的汉朝将军窦宪和他的姐姐窦太后，彻底击灭北匈奴，收服南匈奴，庞大的匈奴帝国在中国边界与中华对抗的历史结束了，部分匈奴人开始他们西迁的历史，到达顿河、第聂伯河流域，从此以后，他们伟大的军事才能彻底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历史，他们使伟大的西罗马拉丁帝国破灭，他们使日耳曼各小王国成为历史的主角，他们使基督教成为唯一继承古代西方文明的火炬，成就了教皇格利高里的伟业，他们在西方世界有一个令人惊心胆战的领袖，他的名字叫“阿提拉”，……有关这个“汉破匈奴，影响世界”的故事十分精彩，有兴趣的可以阅读这个故事。
    再来看突厥人，突厥帝国也在中国边境崛起，中华大地当然是他们首选的目标，但他们不凑巧，遇上了中国历史上继武帝之后的又一个伟大人物，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的胆略气质让他们丧胆，从公元五百多年到公元一千年这段时候，突厥人又开始改变世界历史，他们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力，“苏丹”的伟名就是送给突厥人的，由于突厥人加人伊斯兰，他们的军事才能非常了得，最终从“仆人”变成“主人”，把“哈里发”们都监禁起来，在突厥好战分子的领导下，伊斯兰帝国的势力西进则扩张到小亚细亚及至整个中东地区，使拜占庭文明摇摇欲坠；“东进”则扩展到广大的印度地区，印度半岛被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伊斯兰的巴基斯坦。突厥人后来的作为也十分了解，他们与后来的蒙古人一起干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从中国来的火药炸毁了君士坦丁堡宏伟的石头建筑，留给我们现代旅游者无穷的遗憾。但是突厥人最后的命运与匈奴人有所不同，后者现在已被融化成在保加利亚仅存的一个小民族，而突厥人由于伊斯兰和语言的原因目前仍有很大势力。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在中国边境崛起的游牧民族——蒙古人。蒙古人一开始比较幸运，他们没有遇到像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中华伟人，他们自己却出现了一个对中国军事文化十分了解的伟大人物——成吉思汗。蒙古人一开始与中国的联合军事斗争使他们具备了令西方震撼的作战能力，冶炼技术和火药技术使小小蒙古人非常了得，征服西方无所不摧，最后，他们终于发动对南宋的战争，这场战争打得远比西方的战争艰苦，一打就是45年，最终灭了南宋。但是，好在这蒙古人毕竟是我们的邻居，出了一个忽必烈，心仪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展开对中华文明的大规模摧残，反而尊重孔子，做起中国皇帝。后来的事情也不用多说了。现代许多中国人，甚至还把蒙古人看成自已人，他们对西方的征服好像长了我们的威风，这并不奇怪，确实如此，成吉思汗的“以夷制夷”的思想从汉武帝起就广泛应用，火药不也是中华人民的贡献吗？蒙古人最终还是遇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皇帝，朱元璋对蒙古人采取了极为残酷的灭绝政策。

    第四个就是满人了。满族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人，其后裔一直生活在长白山以北、黑龙江中上游、乌苏里江流域。黑水靺鞨是满族的直系祖先，后发展为女真。公元七世纪末，满族的先世在亚洲大陆的东北部建立了渤海国，其疆域包括今天中国东北的大部、朝鲜半岛的北部及俄罗斯的南滨海地区。公元十一世纪末，满人在完颜阿骨达的领导下，击败了辽国，建立了大金国。1126年灭北宋，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地区。原中国的政府领导南迁到临安（即今天中国的杭州）。而大金国的首都则迁到了燕京（即今北京市）。十二世纪，由阿骨打建立了金朝。17世纪初，清太祖统一了女真部落，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1635年，皇太极继位称帝，改国号清，废除女真旧称，改族名为满洲。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了中国，形成满汉长期杂居的局面。1911年辛亥革命后，满洲族改称满族。



[7]在我的《极限与突破——世界文明的历史命运》一书中，将亚欧大陆和北非看作是世界文明的主要地带，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因而造就了世界历史的主要格局与进程。而整个大洋州、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在久远的年代先后与世界文明的主要版块失去联系，而被抛在历史之外，只是后来在大航海时代以后，又被西方重新“发现”，才被带回历史。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是旧石器时代到达那里的，由于与世隔绝，几千年后还停留在那个水平。而太平洋上大多数海岛居民由于与文明有着密切的海上联系，却都进入到文明时代。由此也可见，文明是很难被创造的，其出现必须有源头，而发展必须交流互动，缺了这两样随时都会停滞在某一点上。因此，辽阔的太平洋也不能成为文明的障碍，而隔绝却是文明的死敌，在文明传播路线之外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这一地带，亚欧大陆和北非，主要包括“三大文明区域”和“三大游牧区域”。印度文明是世界最重要的文明之一，但它在历史上除了输出过重要的佛教文化，而在地缘政治上从来只是征服者的乐园，对世界格局外毫无影响。由于我研究的是世界文明格局的互动，因此将印度文明排除在“三大文明区域”之外，但探讨历史时还是会提到它的。



[8] 在这次进犯下，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河三大古代文明，全部衰落或灭绝。埃及古王国虽然是由喜克索斯人的入侵，但他们从地中海东岸西侵略却有极大的可能是受了当时从小亚南下的印欧人（赫梯人)的夏朝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严重的戎狄之患，到了商周就严重起来。在商朝，有羌方，鬼方，在西周有猃狁。而且有许多游牧族一直跑到中原腹地来。西周更是被犬戎灭掉。当时的中国也有印欧人，比如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华北也有很多白种人，如晋国境内就有白狄、赤狄，五胡乱华时还有很多深目高鼻的羯族。



[9]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里，他们不仅向中国再度发动进攻，而且侵入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印度、伊朗和欧洲。这是欧亚大平原的这个游牧民族发动的第五次冲击。然而，与其所有前辈不同的是，匈奴人这次冲击行动在各个方向同时展开。公元304年，匈奴入侵中国，316年灭掉西晋。别的蛮族，中国进入长达300年的“五胡乱华”时代。
　　匈奴人同时还向最大草原的最西部发动进攻，导致西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冲突。匈族人随后带着被征服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一道向西挺进，并让其他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打头阵。匈奴人在匈牙利大草原上安营扎寨，这是欧亚大平原来的人建在大陆欧洲半岛腹地的一个营地。公元395年起，罗马帝国发生分裂。匈奴首领阿提拉进攻西罗马帝国。公元451年，他进攻高卢。公元452年，阿提拉进攻北意大利。453年，阿提拉去世。被他降服的日耳曼人和撒马利亚人举行起义。匈奴人在西方的部族大举东撤。逃避匈奴征服的蛮族人，进入西罗马领土。410年，西罗马政府承认它无力为不列颠提供防御，同时，它也无法挽救罗马本身，以避免其于同一年被逃避匈奴人的西哥特人所攻占。所以。向西入侵的匈奴人让其他的蛮族人交了好运，把西罗马帝国让给了他们。匈奴人最终在罗马帝国只获得不多的领土。公元681年，一支保加利亚游牧部族（阿提拉所率匈奴人后裔的一部分），在多瑙河下游和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南麓之间的东罗马领土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块永久立足之地。
　　公元484年，这支匈奴人击退并杀死萨珊波斯皇帝佩罗兹，在波斯同盟发动的战争中崭露头角。

匈奴人马的先头部队厌哒人455年入侵印度，摧毁了笈多王朝，并对笈多王朝统治下一直处于“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进行了大破坏。直到528年这支匈奴人被最后赶出境外。



[10] 蒙古人本来人数很少，聚居地本来位于欧亚大平原的最东北角，公元13世纪兴起。到1241年，他们已经攻克了他们面前的所有地区，向西推进到了奥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东北岸。1260年，他们侵入叙利亚。1297年，他们占领了上缅甸。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开始于欧亚大草原的东端，深入到了所有毗连的定居人口居住的地区。1203年，当铁木真（约1162－1227年，1206年以后称为成吉思汗）成为最高统治者时，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就在统一的指挥下策划和进行了。直到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和第三位继承人蒙哥去世，这一征服才告停止。
　　到1259年为止，蒙古大汗在其欧亚大平原东部的首都哈刺和林，或直接或通过使臣统治着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庞大帝国。那时，从东到西，蒙古帝国从太平洋的西北岸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源头和多瑙河下游的北岸；从北到南，从贝加尔湖延伸到越南北部。蒙古帝国还没有完全占有宋代中国的全部领土。但是，只有欧洲大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最终逃脱了蒙古人的短暂统治。蒙古人成为唯一成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的欧亚游牧民族。
　　另外，蒙古人和中国人相互仇视。蒙古人是第一批没有被中国文明征服的外来征服者。1368年，当元朝被推翻，它的驻防军被驱逐到长城遥远的另一边他们祖辈生活的草原上时，蒙古人撤退了，但是却仍然未被中国化。



[11]第二节的主要数据参考了杜车别《文明断裂的悲剧——被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一文。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可以看看，肯定会有很大收获。

[12] 第三节的主要数据参考了《满清殖民统治下华夏文明的灭绝》，作者不详。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6年11月5日12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