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古代的命价

本主题由 dadi 于 2008-4-13 16:18 提升

dadi

超级版主

Rank: 11

『州牧』勋章风雨同舟勋章智慧学者勋章

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7-12-18 15:45 只看该作者

探寻中国古代的命价

之一

命价问题
　　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
　　张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皇上问：“命价每名若干？”
　　张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这里我初次看到“命价”一词。作者还给出了准确价格：三十洋元（西班牙银元）。十九世纪50年代，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二点四洋元，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一千八百斤大米，不过两千元人民币。

　　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官价
　　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我才发现古人明白得很，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了官价。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户部（财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银五千两；五六品官，四千两；七品以下和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

　　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包括年纪、性别、官员身份、亲老赡养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四十二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从数字上看，明朝的命价比清朝便宜许多。实际上，清朝的白银购买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计算命价的时候也应该打个三折。另外，清朝经济要比明朝繁荣，人们的支付能力强，性命也应该贵一些。最后，如果回忆一下咸丰皇帝打听到的行情，就会发现官价大大高于命价，福建民间开出的三十洋元，只能兑换二十一两白银。

　　明朝并不是以钱赎命的首创者。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习惯法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再往前追，汉惠帝时期，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性命可赎，其他肉体伤害也可赎。司马迁若家境富饶，就可以免受宫刑，奈何“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

　　以钱物赎罪甚至赎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赎刑”的说法。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满足“罪疑”的条件———断罪有可疑之处。

　　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囚禁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双方谈妥，国王性命的赎金是一大笔金银，金银要在囚室内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这间囚室长约7米，宽约5米，据说堆积了黄金13000多磅，白银26000磅。这就是印加国王的命价。顺便说一句，皮萨罗得到金银后，照样处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只把烧死改成了绞死。这是一锤子买卖，不讲信用也难以报复。

　　如何看待官定命价的巨大价差呢？在当代人看来，蕴涵了人命不平等观念的法规不是很可恶么？这要看怎么说。一、二品贪官犯了死罪，法定赎金是一万二千两银子，如果坚持“与民同罪”，一千二百两银子即可赎命，岂不是纵容大贪官犯罪？清朝督抚一级的大员，每年合法的养廉银就有一万两，够他们赎八条命了。反过来，寻常百姓每年收入二十两银子，也要一万二千两赎金，这条法规便形同虚设。人们对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确实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价在事实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据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价格，买不买听凭自愿，比起明朝的一刀切来，应该是一个正视现实的进步。

　　实际上，当代的命价也不一样。同样死于交通事故，在现实操作中，赔农民的钱往往不及赔城里人的一半。美国的价差也不小。“9•11”事件后，联邦赔偿基金确定的遇害者赔偿办法据说有很大差别：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能得到五十万美元的赔偿。如果遇害者是华尔街经纪人，他的遗孀和两个孩子却能得到四百三十万美元。这种差距招致许多受害者家属的强烈抗议，美国政府被迫承诺修改赔偿金发放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真要修改了，是压低华尔街经纪人的命价呢，还是提高家庭妇女的命价？经纪人一年就可能赚三五十万美元，纳税额也非常高，压低了明显亏待人家遗属。把家庭妇女的赔偿金提高到四百三十万美元，纳税人又会有意见：干脆你把我这条命也拿走算了。

之二

买命计算
　　最典型的买命，即以钱换命，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关于这套规矩及其术语，蔡少卿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写道：

　　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制，由匪首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评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绑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这年轻妇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快票”，即当天付款当天赎回。如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别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

　　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根据被绑架者家庭的殷实状况，同时也随时间地点之不同而有所变化。据民国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陆军部档1011，2，269）。这个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时报》载，1917年，“濮县盐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为匪架去，声称赎资六万元”。（《时报》1917年9月14日）

　　同年，山东土匪毛思忠攻陷曹县，架走绅民杨希儒等3家6人，各家属邀公民李翔臣为代表，赴毛思忠处求情。毛思忠云：“汝来义气可钦，看汝之面，减去一万元。回籍后速备军费二万元送来，即放六人去也。”（《时报》，1917年9月11日）

　　山东土匪的绑架勒赎，后来发展为四处抢掠，逢人即绑时，票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时报》1923年9月1日）

　　河南土匪绑票勒赎的情况，与山东土匪相似，“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同上）。洛阳地方的土匪竟扬言：“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时报》1927年7月31日）

　　1927年，洛阳城曾多次发生土匪绑架小商菜贩、城市贫民的案件。某日，“城中郭某，使子出城，负粮一斗，归至关盐店地方，遇匪四人，欲架子去。郭子言：我家贫，架去亦不值钱，若要肩上麦，可以相赠。匪不听，必强之去，时方午，郭子呼救，匪情急，乃乱刀将郭子砍死”（同上）。

　　绑票术语，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吊羊、接财神、请猪头、养鹅生蛋、肉票、架票、绑票、新票、彩票（富人）、当票（穷人）、土票（农民）、花票（女人）、水头（票价）、压水（说票者）、叫票（讲票价）、领票（赎回肉票）、看票（看守人质）、票房（拘留肉票之处）、票房头（管票房的头目）、叶子（肉票）、叶子官（看管肉票的头目）、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撕票（杀人质）等。

　　1932年9月，两个英国人，医生的女儿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国洋行的雇员，在辽河边上的牛庄被中国土匪绑票。土匪为这两张洋票开出了天价。

　　下边是土匪写给人质父亲的信：

　　“第一封信想必已经收到，但数天来何故迟迟不复？波利女士的赎金为七十万大洋，科克伦先生为六十万大洋，外加一百枝步枪、三万发子弹、两百盎司上等烟土、五十码黑缎、一百只金戒指、三十只金手表、两挺重机枪、五万发子弹、四枝毛瑟枪、一百二十把左轮手枪、一百二十枝来福枪并配子弹。倘若一个星期内不予答复，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伦先生的耳朵奉上。倘两个星期内不见答复，就毙了他俩。万勿以为我等心慈手软，仅危言耸听而已。不照此办理，定然说到做到。”

　　信里还提到，如果日本人一周内撤出满洲，他们就无条件地交还洋票。

　　价格如此巨大，就连印加国王的命价都不及此数，但土匪硬是开出来了。对此，绑匪北霸天和波利有一段对话：

　　波利说：“我俩都是小人物，你怎么老是看好我们值一大笔钱，肯掏钱救我俩的只有我父亲，可是他的钱根本就不多。”
　　“你们政府会掏钱的。”他肯定地说。
　　“不，不会的。他们为什么要掏钱？假如你们中谁被绑架了，你们的中央政府会为了他出大把大把的钱吗？当然不会，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对政府来说，你我都算不了什么。”
　　“那么让日本人掏钱，他们有责任，就该负担这笔钱。”

　　波利转过脸去，不耐烦地耸耸肩。关于赎金的争论，每次谈到这里就卡住了。随你怎么解释，北霸天总认为日本人应该、能够而且愿意为他俩出钱的。

　　离奇的是，后来日本人确实掏钱了，他们出面谈判，达成了协议。1932年10月20日，日本人用马车拉着两个红色的大箱子，装了崭新的票子，从中国土匪手里赎回了英国人质。这就意味着，中国土匪看得比较准，比英国人质更清楚地认清了形势，算清了利害。

　　据说，由于人质危机，英国海军开进了中国内河，威胁日本说：如果他们不解决此事，英国就要自己解决。这样一来，英国人质的生死就成为英国介入满洲、干预日本统治的借口。日本人不能让这个借口成立，英国的介入对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太不利了，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向土匪付了成箱子的钱。在这里，英国人质的命价，取决于日本人肯花多少钱避免英国军队介入所造成的麻烦。

之三

卖命的计算
　　同样是以命换钱，发展水平却有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

　　低水平的马贼，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性命与钱物的直接交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强的低级阶段。高水平的马贼，发下通知（飞叶子），立下规矩，坐等人家纳贡交费，与官府收税相似。此时，性命换来的乃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较小的高级阶段。

　　《关东马贼》介绍说，专有一种“吃票”的土匪，一般不抢劫、不绑票，依仗雄厚的武力，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山货下山必经的山门河口等地方设立关卡，对货主、商旅的货物提成。他们常在一个地方坐等吃票，或季节性派出喽临时设卡吃票。反抗者、逃避者、报官者命运难卜。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北东部、东南部开放，采参的、放山的、打猎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多得很。匪帮在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院、货栈、车站、码头、渡口等要隘地方设下暗卡、底线、坐线，经过者必须被吃。一般而言，吃票少则一成，最高三成。

　　可以想象，只要能够坐吃，土匪就不会辛辛苦苦地冒险抢劫。问题在于，要有许多人命和精神的投入，多年的苦心经营，拉好保护网，布下侦查网，铲平反抗者，赶走竞争者，吃票制度才能有效建立。不过，一旦建立了这种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只需付出维护制度的成本就行了，不必再刀刃见血地苦干。那时，有能力抢劫却不必抢劫，甚至还要禁止抢劫。而处于低级阶段的土匪，只能靠抢劫为生，被迫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如此一比，高下立见。

　　海盗的情况也是如此。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90—1810年），经过几代人的潜伏发展，华南海盗进入了鼎盛时期。穆黛安在《华南海盗（1790—1810）》第五章中介绍了“海盗的进账”，总共开列了四条财路。抢劫和绑票属于临时性收入，是海盗早期收入的主要来源，征收税费则可以带来稳定的高收入，是海盗鼎盛时期的主要收入方式。

　　海盗能够向海面上的各种船只征收保护费，表明其势力达到了顶峰。无论商人、船主、舵手和渔民要把船驶往何方，都必须向海盗购买保险。他们按规定交付钱款之后（有“号税”、“港规”、“洋税”和“勒税”诸种名目），便得到海盗首领签字的路条执照。

　　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购买临时的特许执照，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保护费是按年征收的。保护费很是昂贵，有些地方，商船按其货物价值交纳银钱，每个航次所交费用在50至500元洋银之间。在另一些地方，一艘远洋商船离港出海时要交400西班牙银元，返回时要交800元。家底殷实的船主单程一次便要交几千两银子的事也并非鲜见。

　　收费保险制在广东西部发展得十分完备。到1803年时，广州以西的贸易，无处不在海盗的保护之下。一年后，他们又将其势力扩张至珠江三角洲，有70艘大船在澳门附近岛屿长期驻扎，每天都有船出海拦截往东航行而未交保险费的船只。到1806年时，这一带所有船只都难以自保，很少有船胆敢未获海盗许可而自行出海。

　　海盗首领对执行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双方达成的协议十分严格认真，或者说，在整个海盗联盟内都很重视这一点。当海盗进行海上拦截时，被拦截者只要出示缴费证明即可放行。如果违反这一规定，海盗首领会断然下令部属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有一次，一位海盗头目误劫了一艘受保护的渔船，大盗首不仅命令他将船归还原主，还勒令他为这一错误向船主赔偿500西班牙银元。

　　转述至此，我已经感到界限模糊了。百姓服输认账之后，海盗与执行高税率政策的官府到底有什么区别？似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民众来说，无论向谁交纳税费，反正都没有选择权和退出权。如同对海盗制定的税率没有发言权一样，民众对官府的政策也没有发言权。明清两代，官府都实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其作用相当于百分之百的高税率，他们并没让老百姓投票表决。这时候，到底谁比谁好呢？我不知道。在聘请护航者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海盗的安全服务似乎比官家水师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选择空间，民间竟选择了海盗。

　　在讨论卖命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及社会环境。至少有两点环境因素，不提出来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农民都是自耕农，免了租子，就不至于去当土匪。不过，要求地主不利用争夺佃权的形式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二是政府失职。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获得救济。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伎。

　　据《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报道，1934年旱灾之后的苏浙地区，灾民无米充饥，便纷纷拥往富户商家抢米。他们所用的办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有的是暴动。仅浙江一省，发生较大规模抢米骚动的就有嘉兴、海宁、桐乡、长兴、临安、萧山、嘉善等县。

　　农民的闹荒，不但表现在抢米分粮方面，而且表现为焚屋焚仓、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将他们视为“匪”而大肆镇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背井离乡，甚或真的沦为匪寇了。

　　由此可见，在临时土匪和平民之间，还存在闹荒这样一种过渡状态。闹荒有比较明显的道德合理性。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漠视人类之生存底线，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为这种制度辩护也难以令人心服。　　

TOP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