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帝国乌云中的闪电（一）
作者：王觉溟


                       
　
　
    ◆王觉溟
   
    《喋血的权杖》是一部从秦到晚清两千年中国的政变史，作者王觉溟在书中深入地展现了两千年帝国政坛上每一度中枢激变的背景、过程、高潮和结局。为了鲜活地呈现这些权力在非常状态下更迭的历史，作者在恪守史实的基础上，糅合了多种文学体裁表现元素，使得这部历史著作具备通常的文化意义、知识价值和教育功能的同时，还兼具了审美色彩。本书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本版选摘该书最后一章部分，以飨读者。
   
架在皇帝脖子上的四把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拉开序幕。
   
    举国上下的维新志士欣喜若狂。梁启超说：“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求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自是天下向风，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人们热切企盼着这个暮气沉沉的帝国能从此焕然一新，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戊戌变法”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百日维新”。从光绪帝下诏开启新政到维新彻底失败，历时仅103天。
   
    二十五日（6月13日)，徐致靖上书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协助皇帝推行新政。光绪帝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当即宣旨于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
   
    年轻的皇帝在紫禁城中踌躇满志地规划着他的宏伟蓝图，目光炯炯地展望着大清帝国的明天。他几乎相信自己已经握住了清王朝这艘巨轮的船舵，尽管这艘船早已千疮百孔，但是他有信心把它一一修复，并让它按自己既定的目标快速航行。至于慈禧这个六十三岁的老舵手此刻在干些什么，他似乎并不在意。太后不是已经发话了吗?皇上办事，我不阻拦。年轻的皇帝对这句话毫不怀疑。是啊，太后老了，也该享两天清福了!这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就让朕来一肩挑吧。
   
    可他错了。此时此刻，慈禧太后正坐在颐和园昆明湖旁的凉亭里。她并不是在欣赏初生的荷花，而是在颁布懿旨——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多年，不忍遽加发谴，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这道懿旨是一把刀。它一下就砍断了光绪皇帝的臂膀——把皇帝二十年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的翁同龢赶出了朝廷。
   
    接着，慈禧太后颁布了第二道懿旨——
   
    嗣后在廷臣工，仰蒙皇太后赏赐，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提督等官，亦着一体具折奏谢。
   
    这第二道懿旨是第二把刀。它砍断了维新党人的晋身之阶，杜绝了光绪皇帝破格任命维新党人为高官的可能性，把帝国二品以上高层官员的人事权紧紧握在慈禧自己的手中。
   
    然后，慈禧太后颁布了第三道懿旨——
   
    直隶总督王文韶着迅即在京觐见，着大学士荣禄暂行署理直隶总督。
   
    这第三道懿旨是第三把刀。因为直隶总督管辖着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所以，慈禧在这个时候把帝国的精锐部队交到后党的头号人物荣禄手上，也就相当于给了他一把最锋利的刀，准备随时砍向光绪帝和维新党人。
   
    最后，慈禧太后颁布了第四道懿旨——
   
    本年秋间朕恭奉皇太后幸天津阅操，着荣禄预备一切。
   
    这第四道懿旨是第四把刀。其用心昭然若揭，就是以赴天津检阅北洋三军为借口，让荣禄把刀架在光绪的脖子上，迫使他让位，然后由西太后慈禧再度临朝听政。
   
    就在《明定国是诏》颁布的四天后，慈禧命人将这四道懿旨送到了皇帝的面前，让他以天子名义下诏。
   
    年轻的皇帝坐在龙椅上愣了好长时间。他的脸色显得比以往更为苍白。最后他把天子印玺盖在了诏书上，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新政的旗帜已经在紫禁城的上空呼啦啦地飘卷。他只能扛着旗子往前走。他没有选择。可是，对于一个脖子上架着四把刀的人来说，这路能走多远呢?
   
一场历史性的对话
   
    四月二十八日（6月11日），康有为一早就来到颐和园仁寿殿外的朝房内，觐见光绪帝。这一对神交已久的君臣终于见面了。
   
    光绪皇帝的长相在康有为的意料之中，也在他的意料之外。皇帝前额饱满，双眉清秀，目光安详而有神，鼻梁端正挺拔，嘴唇很薄，嘴角微微上扬，看上去的确有人君之相。可是康有为也注意到了，他的脸色过于苍白，神情虽然高贵却略带忧郁，面容俊秀儒雅却无人君之威。
   
    康有为行礼之后，皇帝赐座，问了他的年岁出身，语气柔软而倦怠。康有为的心底忽然闪过一丝细微的失望。可他很快就抛开这个念头，开门见山地对皇帝说：“四夷交迫，分割渐至，我中国覆亡无日!”
   
    光绪轻叹了一声：“都是那些守旧者造成的。”
   
    康有为：“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方就在此。既然守旧只能导致祸败，那么非变法维新便不能自强!”
   
    光绪点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倾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
   
    光绪：“拆而更筑!?”
   
    康有为点头说：“今数十年诸多大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所谓变法，须自制度与法律先为改定。今所言之变法，是变事而已，非真正之变法!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
   
    光绪频频点头。
   
    可康有为看见皇帝的目光忽明忽暗。康有为用手拭去额上因激动而沁出的汗珠，接着说：“臣于变法之事，曾辑考各国变法之原由及曲折之过程，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切实可行。章程条理，皆已具备，倘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只待推行而已!西方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变法图强，在一反掌间耳!”
   
    光绪的脸上逐渐泛起血色，可转眼间便又消褪下去。他说：“不错，你讲的条理甚详。”
   
    康有为注视着皇帝的表情，说：“皇上圣明，既然有见于此，为何迟迟不采取行动，以坐致割弱呢?”光绪想起昨日的四道懿旨，瞥了一眼殿门口的那道布帘，苦笑了一下，低声说：“奈何有人掣肘，朕放不开手脚啊!”

戊戌政变”：帝国乌云中的闪电（二）
　
    ◆王觉溟
   
    光绪挪动了一下身子，康有为看见这个苍白而忧郁的皇帝仿佛笼罩在一片巨大而浓重的阴影中。他知道，那阴影来自西太后。
   
    康有为在内心长叹一声，沉默片刻，说：“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但若能扼要地推行一些大政，亦可以救中国。不过如今的大臣们老迈守旧，不知西方富强之由，皇上若依靠他们变法，无异于椽木求鱼。”
   
    光绪：“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尽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
   
    康有为：“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唯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別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不必尽去之也。”
   
    光绪说：“不错。”
   
    康有为：“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湾辽东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光绪黯然神伤，说：“是啊，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有为：“皇上既知八股之害，是否可以废除?”
   
    光绪：“可以。”
   
    康有为：“皇上既然以为可废，应自行下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予以驳回。”
   
    光绪首肯，然后又就筹款、译书、留学、游历等事与康有为谈了许久。
   
    这一场君臣之间的对话整整持续了“十刻钟”(两个半小时)，为“向来召见臣僚所未有”。
   
    数日后，光绪帝下诏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即直接上书皇帝，不需由官员代递。不久后皇帝又召见了梁启超，给他六品衔，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
   
    光绪帝迫于后党和守旧大臣的压力，虽然只给了他们六品衔参与新政，但是毕竟为康有为争取了一个“专折奏事”之权。自此，康、梁等人当之无愧地成为皇帝的智囊和新政的思想库。在新政期间，康有为充分利用手中仅有的奏事之权，先后以自己的名义或以其他维新官员的名义呈上的奏折共计47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指导着变法的走向，为戊戌新政提供了全面的施政纲领和具体的实施细则，勾画出了一幅革旧布新富国强民的宏伟蓝图。在此基础上，光绪皇帝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从颁布《明定国是诏》到戊戌政变爆发的短短三个多月内，其所颁发的新政谕旨达280多件，平均一天2－3件，创下了清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记录。
   
    然而，几乎从变法的第一天开始，年轻的皇帝便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对于新政，皇帝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而守旧势力则摆出了寸步不让的架势。皇帝毅然决然地宣战了。他决定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可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终将血流满地的PK。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一场较量的第一回合是“废八股”。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次日，立即准备下旨废除“八股”。时任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刚毅当即表示反对：“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请下部议。”
   
    光绪说：“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唯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
   
    刚毅毫不示弱：“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皇上细思!”
   
    光绪勃然大怒：“汝欲阻挠我耶!?”
   
    刚毅看着脸色铁青的皇帝，第一次感受到了天子的雷霆之怒，只好闭嘴。过了一会，刚毅打出了王牌，说：“此事重大，愿皇上请太后懿旨。”
   
    请太后懿旨!?光绪瞪着刚毅，一股勃勃之气忽然间烟消云散。想说什么，可终于没说出来。片刻之后，刚毅看见皇帝颓然地点了点头。
   
    五月初二，光绪帝到颐和园请太后懿旨废除“八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西太后慈禧居然同意了。年轻的皇帝喜出望外地拜谢而去。
   
    慈禧看着皇帝远去的背影，嘴角掠过一抹冷笑。跳吧，小子尽管跳吧!这八股是传了千百年，是天下士人的命根子，你却一朝把它砍断。这很好，太好了!不让你这么干，又怎么能让你惹来天怒人怨呢?不让你这么干，老娘又怎么能顺应天意人心，把你和康梁逆党一网打尽呢!?
   
    五月初五，光绪帝正式下诏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时间举国哗然。维新人士欢呼雀跃，可天下士人却如丧考妣。梁启超说：“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然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欧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据康有为自己说，当时北京城内的士人们甚至想雇刺客暗杀他。
   
    第一回合，皇帝和维新党人表面上好像是赢了。
   
    可他们真的赢了吗?
   
    第二回合围绕“制度局”展开。
   
    光绪帝在正月阅毕康有为开设制度局的上书后，就把这件事交给总理衙门议处，可一直眼巴巴地等到五月，仍不见任何回复。皇帝震怒，下令即日作出决议。几天后，大臣们的回复呈了上来，把这个奏议驳得体无完肤，给予了彻底否定。皇帝立即召见倾向于维新的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当廷怒斥：“汝等尽驳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办乎!?”张荫桓面露难色地说：“此事重大，非臣数人所能决，请交军机处复议。”
   
    光绪帝无奈，只好命军机处再议。军机大臣们冷笑不已：这康梁不是明摆着要夺权吗!?有人扬言：“开制度局是废军机也!我等宁可逆旨，必不可开。”复议的结果自然是：彻底否决。光绪帝怒不可遏，朱笔一挥：再议!
   
    军机大臣王文韶对同僚说：“皇上决心已定，我等如若全盘否决，万一皇上径直下诏，我等反而无权，不如略加敷衍，草草行之。”众人深以为然，于是故意拖延到了六月初，才挑了些细枝末节表示予以推行，算是作出了让步，但总体上仍然否决。
   
    皇帝无可奈何。因为军机处的后面站着慈禧。他本来把奏议交到总理衙门就是想绕开慈禧，“借廷臣之议以行之”，可没想到绕了一圈最后还是撞在了南墙上。结果，从新政开始到最后政变爆发，康有为的“制度局”一天也没有实施过，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张漂亮的规划图。
   
    第二回合，皇帝失败。
   
    第三回合是罢黜礼部六堂官，擢升军机四章京。
   
    这是光绪帝孤注一掷对后党展开的全面反击。
   
    从五月开始，光绪帝雷厉风行地发出一道又一道诏书，命令各地方推行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等新政。然而，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在认真执行外，各地方大员无不敷衍塞责，因循观望，都把皇帝的诏书视为一纸空文。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五月份收到的诏令直到六七月间仍无一字回复。光绪帝命人电旨催问，刘坤一回电说仍未收到朝廷部令，一句话应付了事，而谭钟麟竟然置若罔闻，连电报都不回。
   
    光绪帝大为震怒。
   
    他终于意识到：不拿几个守旧派开刀，这新政就纯粹是徒有虚名。为此，他断然抛弃了康有为“勿黜旧大臣，唯渐擢小臣”的告诫，决定寻找机会展开对守旧派的反击。

“戊戌政变”：帝国乌云中的闪电（三）
   
    机会终于出现了。
   
    七月中旬，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求光绪帝赴日本实地考察，吸收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奏书由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代递。二尚书不但拒绝代递，而且态度粗暴地把奏书掷还王照。王照不服，数日后再度呈上，左侍郎堃岫和右侍郎溥颋再度拒绝。王照大怒，扬言若礼部不代递就转交都察院，堃岫和溥颋不得不接下奏书。但许应骙随后立即向王照发出弹劾，说日本素多刺客，王照此议是将皇上陷之险地，用心不轨，还公然咆哮公堂。
   
    光绪帝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向这帮守旧势力开刀。七月十九(9月4日)，皇帝突然下诏，以“蔽塞言路”为由革去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溥颋、署左侍郎徐会澧、署右侍郎曾广汉六人之职，同时表彰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一石激起千层浪。
   
    紫禁城的衮衮诸公们一下子全都傻眼了。堂堂的礼部六堂官，说革就给革了?一股脑儿全给革了!?这皇上是不是有病?如此任意妄为还有把老佛爷放在眼里吗！?
   
    当天，怀塔布等就带着数十名朝臣跑到颐和园，跪在慈禧面前痛哭流涕，大骂皇帝变乱祖宗家法，请太后出来主持公道，再次临朝听政。
   
    慈禧看着这些哭天抢地的大臣们，忽然笑了。什么叫天怒人怨?这就叫天怒人怨!小子!看你还能折腾几天!秋天不是快来了吗?到时候到了天津，新账老账一起算!
   
    让大臣们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罢黜六堂官的第二天，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
   
    这军机四章京的品秩虽然不高，可“参预新政”四个字就是赋予了他们实权，这四个人入主军机处，就等于把原来那些军机大臣们架空了。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话说，这“参预新政”就相当于唐宋的“参知政事”，实际上拥有宰相之权。大臣们瞠目结舌。后党们咬牙切齿。在他们眼里，皇帝这是在倒行逆施!
   
    四个六品以下的候补小吏一夜之间就拥有了宰相之权，而那些一品大员堂堂的帝国元老突然间就全部靠边站，这不是倒行逆施是什么!?
   
    这些日子，颐和园里的老佛爷可没闲着，她忙得很。
   
    她听庆亲王奕劻说，皇帝放出话了：“朕誓死不往天津!”
   
    成，不去也成，別以为你不去老娘就拿你没辙!这紫禁城还是老娘的天下，在这儿老娘也照样拿你!
   
    命荣禄控制了北洋三军后不久，慈禧便任命刑部尚书崇礼兼任步军统领，掌控了北京城的卫戍部队。怀塔布被革去礼部尚书之职后，她便命他暂时负责颐和园的禁卫事务。此外，她还命兵部尚书刚毅亲自统领禁卫军健锐营。
   
    七月中旬，慈禧命荣禄突然调动聂士成的武毅军驻防天津的陈家沟，防备曾参加过“强学会”的袁世凯；调动董福祥的甘军驻防北京彰义门外四十里的长辛店，以备随时发兵入京。
   
    就在皇帝忙着新政的这一百天里，老佛爷已经给光绪帝和维新党人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什么时候剁掉这些砧板上的肉，全凭她一句话。
   
这天说变就变了
   
    七月二十九(9月14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
   
    这一天，年轻的皇帝发现老太婆的神色有些异常。老太婆目光如刀，让他不寒而栗。
   
    皇帝预感到了灾难的降临。回宫后，光绪立刻写了一道密诏，让杨锐火速出宫交与康有为。诏书写道：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接到密诏，恸哭不已。形势已经极度恶化，皇帝和维新党人全都危在旦夕。可是，这是一个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皇帝，这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书生。
   
    怎么办?面对后党的武力威胁，只有以武力对抗。可是，武力在哪里?情急之下，众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袁世凯。
   
    康有为说：“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吾知其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且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当天，谭嗣同立即呈上密奏向光绪帝举荐袁世凯。八月初一(9月16日)，皇帝紧急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为侍郎，令专办练兵事宜。袁世凯受宠若惊的同时不免满腹狐疑。没想到第二天皇帝又召见了他，暗示他不需受荣禄的节制，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应随时入京觐见。
   
    袁世凯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站在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
   
    原来这顶从天而降的侍郎乌纱是一顶不祥的荆棘冠。
   
    一想到这里，袁世凯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不行!不到最后一刻，不能让任何人看出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
   
    政治不仅仅是站队的艺术。
   
    在很多时候，或者说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政治更是一种平衡的艺术。
   
    袁世凯随后便匆忙拜会了军机大臣刚毅、裕禄、王文韶等人，化解了后党的敌意。为了进一步取得后党的信任，袁世凯还故意请教王文韶，说是否需要把皇帝的封赏辞谢掉?王文韶一脸老谋深算地说：不必，如此一来反而痕迹太露。袁世凯心里嘿嘿一笑说这还用你说，然后便堂而皇之地上书向皇帝谢恩，并且表示绝不辜负圣恩。
   
    袁世凯在危急时刻跳上平衡木的动作完成得非常漂亮。
   
    八月初三(9月18日)深夜。北京西郊法华寺海棠院。袁世凯寓所。
   
    北京城万籁俱寂。
   
    一个行色匆匆的身影在夜色的掩护下进入了法华寺。
   
    听到外面传来急切的叩门声时，袁世凯既有几分意外，又感到在意料之中。
   
    来人是谭嗣同。
   
    看着这个深夜造访的军机章京，袁世凯的脸上迅速泛起同志般的笑容。他毕恭毕敬地把这个皇帝身边的红人引入内室，然后屏退了左右。
   
    “君谓皇上何如人也?”刚一落座，谭嗣同便直奔主题。
   
    “旷代之圣主也!”袁世凯毫不迟疑地说。
   
    “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世凯点点头：“有所耳闻。”
   
    谭嗣同从袖中取出皇帝密诏递给袁世凯，说：“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有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苟不欲救……”谭嗣同用手抹了一下自己的脖子，盯着袁世凯的眼睛说，“请至颐和园自首，供出在下。杀了在下，可以得富贵也！”
   
    袁世凯一脸正色，厉声道：“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在下与君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在下愿闻。”
   
    谭嗣同又看了袁世凯一会儿。袁世凯双目炯炯，不见丝毫闪烁。
   
    片刻后，谭嗣同收回目光，缓缓地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如此，但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强者，唯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世凯说：“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我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在下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王觉溟
   
    谭嗣同忽然笑了一下，身子前倾，说：“荣禄素来待足下不薄，足下何以待之?”
   
    袁世凯摇头苦笑。少顷才说：“昔常熟(翁同龢)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国藩，左宗棠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盖向来不过笼络耳!荣贼心计险极巧极，在下岂不知之!?”
   
    谭嗣同闻言，往后靠了靠，说：“荣禄固操(曹操)莽(王莽)之才，绝世之雄，欲对付之，恐非易事!”
   
    袁世凯突然怒目圆睁，斩钉截铁地说：“若皇上在我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闻此掷地有声之言，谭嗣同心里对袁世凯平添了几分信任。接下来，他们还详细制订了一个如何在阅兵式上营救皇帝的计划。
   
    最后，袁世凯说：“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在下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储备弹药则可也!”
   
    谭嗣同点头，随后又叮嘱再三，至三更时分方才告辞离去。
   
    这一晚，袁世凯彻夜未眠。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谭嗣同那个抹脖子的动作。谭嗣同的命就这么交到自己手上了?还有康、梁的命、所有维新党人的命、甚至是光绪皇帝的命、大清帝国的命，就这么都交到自己手上了!?
   
    袁世凯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变得如此重要。他笑了。他看见自己姿态优雅地保持着平衡。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没有人知道他将倒向哪一边。袁世凯并不讨厌这种感觉。这不叫骑墙，也不叫首鼠两端，更不叫脚踩两条船。这是政治体操——是在平衡木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然后腾空而起直体后空翻转体180度最后稳稳落地的政治体操。
   
    八月初五(9月20日)上午，光绪帝又一次召见了袁世凯。
   
    袁世凯对皇帝说：“新进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
   
    皇帝点头，觉得康有为和谭嗣同推荐得没错，这个人老成持重，的确可以担当大任。
   
    在回天津的火车上，袁世凯再一次笑了。皇上啊，如果最终你赢了，这是臣的一番耿耿忠言，凡事小心总没有坏处；如果你输了，这是臣有言在先，是你的人办事不力漏了口风，不要怪我。
   
    车到站了。袁世凯站在车站门口。随从牵来了马。向左走，是军营；向右走，是直隶总督衙门。
   
    最后一刻终于到来。平衡木体操该结束了。袁世凯掉转马头，狠挥一鞭。戊戌年的历史紧跟着袁世凯的马蹄向直隶总督衙门疾驰而去。
   
    片刻之后，直隶总督荣禄十万火急地赶到火车站。荣禄的专列拉响汽笛呼啸着奔向北京。
   
    “戊戌政变”开场了。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清晨。北京紫禁城。皇帝寝宫。又是一个阴天。光绪帝站在御书房的窗前，手上拿着一本康有为编撰的《波兰分灭记》。书中写波兰国王一意变法，却遭守旧党掣肘，终至割亡，被俄奥分灭。光绪帝不胜欷歔。他久久地凝望灰沉的天空，眼中忽然泪光闪动。
   
    西太后慈禧就是在这时候领着一群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年轻的皇帝惶然地转过身去，看见自己眼中的西太后面目模糊。他听见一声怒喝：“我养了你二十年!你竟然听信小人之言，要谋害我么?”
   
    “儿臣并……并无此意。”光绪帝听见自己喑哑而颤栗的声音仿佛来自一口三千年深的枯井。
   
    “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又安有你!?”
   
    年轻的皇帝被太监们拖走时，身后掉下了一个东西。那是《波兰分灭记》——一个王国覆灭的历史。
   
    皇帝被扔进了南海的瀛台。这是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这是一座烟波浩渺的美丽牢房。27岁的光绪皇帝将在这里看完十载的雪落与花开，然后怀抱着中兴与富强的梦想在孤独与绝望中终结。
   
    是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宣称皇帝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之时，有不克胜任之感，吁请皇太后临朝听政。至此，历时仅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同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崇礼率领三百名缇骑(禁军捕吏)大肆搜捕维新党人。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康有为弟)先后被捕。
   
    而在政变的前一天，康有为已遵照光绪帝密诏，搭乘轮船前往上海。皇帝名义上是让他接管《时务报》，实际上是用心良苦地在保护他。康有为就此躲过一劫。抵达上海后，康有为便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乘兵船逃往香港，随后流亡日本。
   
    这一天，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谭嗣同的寓所中，仍在与其擘划如何挽救新政。突然有人来报，南海会馆已被查抄，康广仁已被捕，北京城中到处都在抓人。随后，慈禧垂帘听政的消息也传来了。谭嗣同闻讯，面不改色地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唯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
   
    梁启超当即躲入日本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而谭嗣同已抱定赴死的决心，在浏阳会馆足不出户地坐了一天一夜，等人来抓他。奇怪的是，他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朝廷的缇骑始终没来。谭嗣同不慌不忙地整理了自己平生所著的书籍、诗文、辞稿及家书，装了一箱，提到日本使馆交给了梁启超，劝他尽快赴日本。梁启超劝他一块走，谭嗣同笑了笑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然后与梁启超一抱而别。
   
    初七。初八。初九。又是三天过去了，后党似乎把谭嗣同给忘了，抓捕他的缇骑一直没有出现。谭嗣同就利用这几天的时间与大刀王五等义士日夜筹划营救皇帝，可最终也无计可施。在这三天里，日本使馆的友人三番五次地劝他流亡日本，谭嗣同一再回绝。日本友人最后要强迫他走，谭嗣同厉声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八月初十，效率十足低下的朝廷缇骑终于姗姗来迟地包围了浏阳会馆。
   
    同日，梁启超在日本领事的帮助下化装逃到天津，从天津乘大岛号军舰流亡日本。
   
    “戊戌政变”。期间，被逮捕、革职、流放、查抄家产的维新党人还有：李端棻、徐致靖、陈宝箴、张荫桓、黄遵宪、文廷式、王照、宋伯鲁、张元济、熊希龄……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下午。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被押赴刑场。
   
    刑场四周万头攒动。中国老百姓喜欢看杀头。
   
    咔嚓一声。人头落地。鲜血飞溅。至于杀的是江洋大盗还是维新党人，他们可不在乎。既然是朝廷要杀，那他们当然就该杀!
   
    谭嗣同临刑前仰天长啸：“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围观的人群嗡的一声，然后是不停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见过被砍头的，没见过这种被砍头的。人群有点失落。没听见“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怪可惜的。
   
    这一年，有个32岁的广东人正在日本亟亟奔走。他逢人便说，要推翻清朝、建立共和。
   
    这个人叫孙文。大家都叫他孙中山。